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普”，在预定完工的1981年底之前，抓紧部署以标准化的普查成果为基础，编制、出版各类地名工具书：1979年3月，提出编纂《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辞典》；1980年4月，提出编纂“地名志”。在以后的进程中，国家倾力组织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却未能编纂国家“地名志”；地方则着力编纂县、市乃至个别省区“地名志”，很少单独编纂“地名词典”。我年轻时在豫西从事地名工作数年，曾任“国家地名词典•河南卷”洛阳地区编辑组组长，并为该区地方志撰写“地理”部分，缺少完整编纂区域或专业“地名志”的经历。
按“一普”之后的通行说法，“地名志”与“地名词典”均属不具有法定意义的“地名普及读物”，前者归类于“地名专著”，后者归类于“地名工具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实用地名学》）。1988年1月，国家地名工作机构划入民政部序列，新编《中国民政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解读“地名志”：“专业性地方志书的一种。主要记载一定区域范围内地名的语音、字形、含义、位置等各种基本要素，并较详细阐述地名的起源、演变、现状及分布规律；记述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的自然、经济、文化等特征；也收录该地区的政区沿革、历史地名等有关内容。以文为主，兼及地图、照片、表格等。按所记载地名的区域范围，可分为全国性地名志和地方性地名志。中国许多县市在地名普查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本地区的地名志。”
的确，这一时期开创的“地名志”，借鉴我国传统志书的编纂体例，记述本行政区域的地名历史与现状，并具有系统提供标准地名于社会的功能，集理论性、知识性、资料性和实用性于一身。虽然它从形式到内容与“地名词典”颇多相似，但因国家未要求县、市编纂各自的“地名词典”而相安无事。如此“地名专著”兼“地名工具书”，主体框架一般是：
时至“二普”进入成果转化阶段，在全国地名普查领导机关主持下，国家层面的图、录、典、志项目同时展开。以我的经验，编纂国家“地名词典”已是轻车熟路，大部分条目在原有版本基础上修补、更新即可；编纂国家“地名志”却是从“零”开始，原有地方层面“前车后辙”又无法照搬，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专家可以从容应对。确定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国家“地名志”编纂、出版后，我被聘为该项目“学术顾问”，随即“临阵磨枪”、仓促“上阵”。
在国家“地名志”筹备阶段，如何区别于“地名词典”模式、体例成为最大的“拦路虎”，总不能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竭尽全力却最终呈现两部内容雷同的作品吧？一时间，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全国专业人员明了：“地名志”是什么？它与“地名词典”的区别在哪里？其实，主要“区别”不是少量的“综述”与从属的“附录”，而是作为全书主体的“分述”——实际体现地名个体全貌的条目部分。
新一代“地名志”，整体上还是延续以往的套路：成书依然采用“综述”“分述”“附录”架构；入选地名分类后，可按从属关系或特定顺序编排；以条目式、纪事本末体撰写地名释文；注重配置相关地图、表格与地理实体图片……而保证编纂质量的前提，首先在于三个“区别”。
一、与“地名词典”之别
“一普”后期，从1982年开始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商务印书馆版），其《编纂出版方案》规定“每条词目的基本内容为：地名的规范化汉字书写形式，规范的罗马字母拼写形式，位置，行政归属，以及地名的由来、含义和演变，并根据不同情况，有选择地适当反映其自然、经济、历史、文化或其他特征。”
可见，知识普及型“地名词典”属于单纯的工具书，涉及面“广”却点到为止，令人“知其然”即可。相比之下，学术专著型“地名志”（也有工具书功能）以探寻之“深”见长，体现以地名基本要素为主题的永久性地名文化，令人“知其所以然”入胜。例如，它对地名由来并不多加议论，而是通过“引经据典”“诸说并存”引导读者分析、鉴别。
二、与原有“地名志”之别
以往的“地名志”由地方各自编著，因而体例不一，如上述《实用地名学》所说：“一是志、录合一，在地名志中收入该行政区域的地名录，所谓‘志、录兼备’；二是图、录、志混为一体，在地名志中不仅收入地名录，而且插编该行政区域所属各行政区域的地名图，所谓‘图文并茂’；三是对每条地名的记述过于简单，有的只记述地名要素，有的似如地名词典的释文”。
若从地方实际出发，不难理解一些县级政区的良苦用心：地名数量不大，素材也有限，不如将图、录、典、志内容合成一部颇显规模的“地名志”。应当说，这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明智之举，今后也不妨加以倡导。新一代“地名志”的改进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各类地名条目的编写方面，特别是增加地名的社会应用部分，以其“实”烘托其“名”，强化为地名写“传记”、续“家谱”的传统功能。
三、与地方志的“专志”之别
“地名志”涉世不深，“地方志”却源远流长——在当代“地名志”特立独行之前，地名信息自古融汇于正史或地方志的“地理志”“建置志”等，于今对其相互关系有不同认识：一为“并立”，即两“志”同宗同源，但各有侧重、互补，不能包容、替代；一为“从属”，即地方志为包罗万象的一方“总志”，地名志为其诸多分支中的“专志”。
新一代“地名志”，若作为地方志系统的“专志”，其内容便相对单纯，限定于字形、读音、含义、方位、由来、沿革等地名基本信息即可，因其他内容已分散融入与之平行的相关专志；若作为独立的专业志书存在，就需要自成编纂体系，即以地名基本信息为主体，“吸附”相关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信息，同时“发散”到社会应用的各个领域。
在此，有必要推介2020年问世的《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常州工学院老院长马树杉主编，我应邀担任学术顾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编纂体例上，这部400万字、1500多页的学术专著兼工具书大胆创新——各个地名条目包括三部分：其一为辞书的传统释文；其二为出处的典籍摘录；其三为相关故事、传说及文化现象记述。如此将地名词典、地名志、地名故事及相关史料汇编融为一体，一书在手而所需知识应有尽有，一劳永逸且不知省却后人多少重复劳动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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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分析在沿袭、改进原有“地名志”模式基础上，新一代“地名志”应做到主题“专注”、取材“详实”和文化“创新”，突出体现地名的内涵与外延，进而展示其承载的地名文化。条目的释文结构，一般应采取“三段式”，少量也可酌情调整：
一、实体概况 尽量展现当地的历史与现实特征，不用或少用时限性信息，并为随后阐述的主体内容做铺垫，包括：1.简称、别称、誉称；2.概括语：古今最具标志性的事物；3.方位：兼顾在上级行政区域的部位、与地理标志景观的相对位置；4.个性信息：按山水、政区、聚落等不同类别“宏观”简述，写什么要像什么。
——上海市：
别称“沪”“申”。中国第一大城市、经济中心，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会区和贸易港口之一。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平均海拔4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现代“海派文化”底蕴深厚。自1927年设为中央直辖市，今辖16个区，总面积6340平方千米，2016年常住人口2400余万，市行政中心在黄浦区。
——卢沟桥：
中国近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地。在北京西南15千米、宛平城外的永定河上。为金明昌三年（1192年）建成的石造11孔联拱桥，河面桥长213.15米，桥面宽7.5米，两侧护栏柱头的627尊（今存501尊）石狮闻名，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
二、名称由来 作为“地名志”核心内容，要着重阐释地名的“自身”部分，包括来历、含义与演变（字、音、词、通名等）。叙述以标准名称在先，简称、别名、誉称随后；务必言之有据，引经据典在先，传说推测在后；诸说并存时，公认度高者在先，其他说法在后；包括历史上的讹误，不妨兼收并蓄、客观记述。
——吴山：
古称庙巷山、七宝山，又名伍公山、胥山。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南、西湖东南角，系紫阳、云居、伍公等诸山之合称。山高约100米。据《梦梁录》载：“庙巷山名吴山，又曰胥山。上方多福寺，名七宝山。”吴山之名有三说：据《西湖游览志》载，“吴山，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曰吴山”；又据《淳祐临安志》载，“吴山，《祥符图经》云：在城中钱塘县旧治南六里。按：《史记》吴人怜伍子胥以忠谏死，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西湖游览志》又载：“以伍子胥故，讹伍为吴，故郡志亦称胥山。”（1988年《浙江地名简志》）。
三、文化承载 新一代“地名志”的主要创新，在于挖掘、展现以地名阐释、代表、承载社会事物，社会事物非冠以地名不能体现归属、地位与信誉；而地名作为文化载体的自身价值随之彰显，在世代相传中既不能省略又难以改变的文化现象。叙述时，可整体概括后分门别类、先重后轻，重点是列举、解读地名与社会事物(人物、事件、组织、产品、文艺等)“捆绑”、固化的“冠名词组”。
——上海嘉定镇：
这个南宋嘉定十年（1218年）即为县治的江南水乡，历经八百年文化积淀与传承，早有“教化嘉定”之誉。嘉定古城今以南宋登龙桥（元代称“州桥”）为核心地带、法华塔为标志性景观，周围分布老街、旧庙、名园，重点纪念嘉定籍近现代名人顾维钧、胡厥文。当地冠名“嘉定”者，主要为：源于明朝中期，由嘉定人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代开创以深浮雕为主的“嘉定竹刻”，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今辟“嘉定竹刻博物馆”；明末，当地程嘉燧、唐时升、李流芳、娄坚各以诗文书画蜚声海内，人称“嘉定四先生”，为“晚明最后一个诗派”；明末清初，1645年清军南下，黄淳耀、侯峒曾率众抗清剃发暴政，嘉定两个月惨遭三次屠城，两万余民众遇害，史称“嘉定三屠”；南宋始建“嘉定孔庙”，集尊孔、科举、办学于一身，其规模素称“吴中第一”，今于每年9月举办“上海孔子文化节”；“嘉定话”属吴语方言，有民间戏曲“嘉定锡剧”。
“地名志”的创新内容：冠名词组
要点强调
我是这样看，“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升华，凝聚当地历史与文化的精髓，在“图录典志”编纂中的份量最重、难度最大但意义最为深远。既如此，对先后涉足此道、亲身感受不多的新旧同仁，还想多说几句。
其一，采词要“精”。若论收录地名的数量，“地名录”最多，讲究的是“全”；“地名词典”则从中选“优”，各类常用地名应有尽有；“地名志”更是“优”中选“精”，数量不一定多而质量要求高。例如国家级“地名志”，全国2800多个县级政区平均收录10条上下，当然要选大地名、古地名、使用频率高的地名，特别是有特点、有故事、有争议的地名，归根结底是当地最愿意“隆重推出”的地名。
其二，选材要“广”。还是要拓宽视野，多方汇集那些历史形成、社会公认、世代相传的“冠名词组”，凸显地名与社会事物融为一体、相映生辉的文化现象，这是新一代“地名志”的璀璨所在。如：围绕上海的《申报》《上海的早晨》、“大（小）上海”、上海合作组织；簇拥卢沟桥的“卢沟晓月”（碑、景）、芦（卢）汉铁路、“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歇后语）；又如：台儿庄大捷、狼牙山五壮士、闯关东、茅台酒、川军、湘绣、粤剧、鲁菜、《清平乐·六盘山》、“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南京路上好八连。
其三，论断要“准”。特别要澄清一些迄今概念模糊甚至似是而非的概念，如：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而是古今历朝历代华夏大地的“通称”；四川省简称“川”无疑，“蜀”却不是其简称而是“别称”。阐述地名由来时，释义范围应从“词”精准到“字”，如：陕西，不应满足于通常所说“陕原以西”，还应解读“陕”字之义；同样，两广的“广”源自哪里、什么意思？张家口的“张”指当时、当地什么人？都应当讲清楚。
毋庸讳言，编纂较高水准的一方“地名志”很不容易，成败主要不在后期编辑而在前期基础夯实。谁人不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可能把所需资料收集齐全实属至关重要；若要选材得当、阐释精准且形神兼备，当地顶级的文人雅士必不可少。当我们站在原有“地名志”的肩膀上，有所沿袭、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新一代“地名志”的前景必然是“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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